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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史记:明成祖生母问题背后的民族主义

明成祖生母问题背后的民族主义

明成祖朱棣自称为马皇后所生的嫡子,但这一说法争议颇多。从清朝到民国,后人针对他生母之谜的诸多说法,并没有停留于事实讨论,往往为民族意识而左右。

最早利用朱棣生母问题做文章的是清末的蒙古人。《蒙古源流》等书籍皆称朱棣为元顺帝的遗腹子,说明军攻破大都后,朱元璋将顺帝宠妃收为己有,却不知此女已有身孕,后虽起疑心,仍钟爱如己出。这种说辞极为荒诞,但鸠占鹊巢的桥段恰能迎合蒙古人对元朝速亡的遗憾心理。

到了民国,傅斯年总结谈迁等前人研究,得出朱棣生母为妃的结论,非汉姓,或为蒙古人,或为色目人,傅斯年更相信她是高丽人。傅的文章引来了老师朱希祖的批评,却也持续得到了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多名明史专家的支持,在论战里占了上风。因为被刺激到民族主义情感,朱希祖一度怒斥傅斯年此说,与陈寅格“李唐为胡姓之说”,“同为诬辱之尤,淆乱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此不可不重为辩驳者也”。傅斯年的言辞则更有风度,他一直称朱希祖为先生,并引用亚里士多德之“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 ,吾爱真理甚于吾师”。

以色列人的恐怖主义黑历史

在当代阿以冲突中,阿拉伯武装时常会以恐怖袭击来给以色列人造成伤亡。然而,今天的恐怖主义受害者以色列,在建国前也曾实施恐怖主义,犹太民兵组织伊尔贡更是制造了阿以冲突史上伤亡最多的一次爆炸案??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只不过,他们针对的是英国托管当局。

伊尔贡策划爆炸案的目的在于报复英国当局对犹太代办处和犹太民兵组织的搜捕,同时销毁落到英国人手中的机密文档。1946年7月22日早上,炸弹被安置在英国当局秘书处及军方使用的大卫王酒店南翼。其后,在爆炸前约15分钟,犹太人按计划向酒店方面打去了警告他们撤离的电话。

遗憾的是,大概是因为那时假警报太多,一开始的警告电话直接被酒店总机接线员忽略了。爆炸前六分钟,才通过《巴勒斯坦邮报》以及警察通知到了酒店经理,但现场人员仍然没有撤离,直到他们发现炸弹,一切都晚了。爆炸共造成91人死亡、46人受伤,成为了现代以色列建国史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施蛰存向学者请教赶尸

作家、翻译家施蛰存抗战初期曾歇宿湖南沅陵,夜里睡不着,到外边散步,同住的四川商客劝他不要走太远,因为“会碰到死人”。

商客跟施蛰存解释说,湘西这一带,从前交通极为不便,如果有人死在外乡,无法运棺材回故乡安葬,唯一的办法便是请祝由科(古代医学十三科之一)带死人走回家。祝由科画一道符,贴在死人额上,念了咒,摇着一个摄魂铃,死人就会跟着他走。带死人回家,必须在深更半夜,不能给生人看见,一看见他就倒下,也不会走了。所以祝由科一边走一边摇铃,叫人让开躲避。商客怕施蛰存不知道躲开而碰上,才刻意来劝。

后来,施蛰存找湘西籍贯的学者请教此事是否可信。物理学家田渠说:“按科学的理论来说,这种事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天下还有许多事,不是科学能解释的。”沈从文说他相信是有的,“也许过去确实有过,因为湘西人都不会否定。”历史学家向达给他的回答则是:“古书上记载的巫术,尽管现代人已不信其为真有其事,但也不能绝对否定。难道古代的学者都是说谎的人吗?”

改种姓的印度人

纳达尔人是印度南部泰米尔纳杜邦和喀拉拉邦的一个种姓,历史上大多以制造棕榈酒为业,在种姓制度里地位较低。

19世纪末,他们因为从事商业而提高经济地位后,对自己的低种姓地位不满,硬是游说当局在国民普查时将纳达尔人登记成了“刹帝利”。此举招致了原有的高级种姓不满,并引发一系列种姓冲突。此后,纳达尔人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政治活动而非模仿高级种姓礼仪上,他们支持反婆罗门运动和正义党,并发现这种做法更有利于提升地位。

印度独立后,纳达尔人凭借对教育的重视和创业的传统,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因为印度宪法给予“落后阶层”诸多特权,他们又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游说政府把他们改回了“落后种姓”中。至今,纳达尔人仍位列印度中央和泰米尔纳杜邦的“落后阶层”名单里,享受着“落后”带来的好处。

古老的鼻再造术

在医学史上,古印度的鼻再造术恐怕是最令现代人惊叹的“黑科技”。

这种手术记载在公元前500年出版的古印度医学著作《妙闻集》里。针对那些因刑罚或战争失去鼻子的病患,古印度医生会算好所需的皮肤面积,从他们前额或面颊切割一块皮瓣,并使这块皮瓣仍保留一个小蒂与整体的皮肤相连,然后翻转皮瓣,使它覆盖鼻部,再迅速地缝合两个部分??鼻部与取下皮瓣的部位。皮瓣会在鼻部长成一个新的鼻子,鼻孔则是因事先插在鼻腔的两根管子而塑造成型。古印度人会用甘草等植物的粉末来消毒,并以浸有清洁芝麻油的棉花覆盖伤口,防止感染。

18世纪末,两名英国医生才在印度一名砖窑大师那里亲眼见识了这项神奇的手术,将它传到欧洲。这种再造术改变了欧洲整形外科的历程,其现代版本仍被称作“印度方法”,因为基本原理并无多大改变。

蒋经国初恋情人是冯玉祥女儿

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曾与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陷入热恋,并结为事实上的夫妻。

蒋经国跟冯弗能交往,他的朋友都不太赞同,因为蒋经国是共青团员,冯不是,他们都希望小蒋能一心追求进步,不要被感情拖后腿。冯弗能确实是名只知玩耍的小姐,连写给蒋经国的信中自述“我……真是没有出席(息)到极点了”都闹出一个错别字,但真正促使他们分手的还是政治。

“四一二”政变后,蒋经国发表声明:“蒋介石曾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到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对于当时左倾的他,这番话应是出自真心。但不关心政治的冯弗能就不同了,1927年7月,蒋经国向校方交了一份自白书,批评冯思想有问题,指责她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影响、加工自己的,表态两人脱离夫妻关系。

当时,这份自白书没有公开,两人也没分手,左权还说蒋经国“得了相思病”。直到次年寒假,蒋看到了“事实的真相”,才决心与冯断绝关系。究竟“事实的真相”是什么,目前无从解答,可以确知的只有蒋经国的朋友对此十分高兴和欣赏,他的一名朋友写信给他说:“和冯结合无条件是错误的,希望她有一天会变成共产主义者……你说此后要少谈话,多读书,我以为固然也是一个消闷的方法,然而如果性的要求急,我以为你也不妨另找他人。”

被美女诱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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