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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一个粹然儒者的前后三十年

发布时间:2017-12-30 点击量:

2014年9月9日20时56分,著名的北大哲学系教授、一代国学泰斗汤一介阖然辞世,享年87岁,未能赶上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个教师节。

汤一介,原籍湖北黄梅县,1927年生于天津。自幼家学渊源,家祖汤霖是前清大学士,乃父汤用彤为哲学巨匠,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因此,汤一介深谙古典国学之体。其妻乐黛云是比较文学泰斗人物,夫妻互为璋补,进而得普世价值之用。80年代后,汤一介会通中西,承接古今,以“对话”为桥梁,探索中华文明在世界轴心文明中的位置,寻求“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道路。

汤一介不仅早年在儒道释三领域的研究上有卓然贡献,更在上世纪80年代开办“文化书院”,与“走向未来”、“文化:与世界”两个学术团体一起,引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启蒙。21世纪后,又投身国学典籍的整理,带头编纂大型丛书《儒藏》与《佛教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让弟子杨立华赶往湖北黄梅县,参加其父汤用彤纪念馆的开幕仪式暨学术研讨会,足见汤一介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

外界常用“一介书生”表示对学者汤一介的尊称。而谢世之后,汤一介的友人与同事??学者龚鹏程这样评价他一生的行事为人:一个君子儒生,一个粹然儒者。

刚毅木讷:

80年代后他的反思十分彻底

次日,汤一介去世唁闻发布,大众媒体、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一时间悼声如潮。然则亦有争议声出现。学者展江不仅感慨:“大师无定义,只在论者心中,然跟帖口水太多,理性与文雅少见”,在盖棺定论之时,对于汤一介前后三十年的学术选择,再次进入人们视。

汤一介曾在文革后深刻自我反思,他20岁出头投身学术,“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因为自己在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

这三十年弯路,与他1949年加入共产党时的初衷分不开??“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中学起他便接受了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彼时,他对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未能体认到,接下来巨变中的现实与自己的初衷已经不符。1973年,他被选入梁效班子,为毛主席“做材料工作”。对只尊“一言堂”的风气一度也产生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因为是毛主席交代的,也就未深究,即使在文革初始被打为“黑帮分子”,也还“自觉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该一切听毛主席的。”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他被隔离审查,陷入迷茫:“该听谁的?”而后他反思:“之所以走了弯路,主要是因为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于是他决定“只能听自己的”。

对于围绕着汤一介文革经历的争议,思想史学者许纪霖表示不忿。他告诉记者,70年代汤一介的经历,属于“一代学人的整体迷失”,并非“政治人格上的污点”。而从80年代起,尤其是80年代末的重要历史关头,汤一介表现出了强烈的学术责任和道德勇气,之后,个人对昔日的学术选择反思也十分彻底,难能可贵。“汤一介的气节被今人怀疑,可见当下时代是多么不宽容,”许纪霖说。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则表示,“再伟大的人物也难以保证每个选择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他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有理由的。”

1958年,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汤一介不离不弃,不与之划清界限,还打电话为其辩护,每封来信仍坚持“乐黛云同志收”。“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离审查,至1978年才得以平反。1980年,53岁的汤一介在北大重新讲课,从此不再与政治有瓜葛。正是因为这三十年的弯路,汤一介从此开始了另外三十年的学术“拨乱反正”。

私下里,汤一介给朋辈们留下的印象是“人格正直,值得信赖”。龚鹏程与汤一介结交20余年,二人初识于1989年“纪念五四”70周年研讨会;后来龚鹏程受邀参与汤一介办的蔡元培学术讲座,讲座内容整理出书,从此结缘于北大;后来,龚鹏程《四十自述》出版,汤一介为其作序。龚鹏程眼中的汤一介十分忙碌,虽然难得谋面,依旧待人诚恳。“一起吃饭,他会先订车,我想办书院,他会留意选址。我只是一介后辈,先生视我为友。他古道热肠,治学严谨,在学术圈非常有号召力。”正因此,文化书院的创办,《儒藏》系列丛书的编篡研究,才能联合到庞朴、张岱年、冯友兰、梁漱溟和李泽厚等一众大家,同时吸引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追随其后。

“传统儒家说士人要刚毅、木讷,说的就是汤先生”,王博说,汤一介晚年愈发话少,低调,敏于事而讷于言,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术研究和《儒藏》的编撰中去。

未竟《儒藏》:整理国学经典“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9月10日上午,位于北大理科大楼的《儒藏》编撰和研究中心只剩下几个轮值人员,因为汤一介走得有些突然,同事们倾巢而出,忙于料理后事。

如今,汤一介任总编撰的大型儒学典籍??《儒藏》已经完成了100期。王博表示,在汤一介的带动下,《儒藏》已经确立了一套制度,培养出一批人手,虽然下一任总编撰还未确定,这个大型文化项目将继续下去,直到2025年全部完成,以偿汤一介的未竟遗愿。

在汤一介后三十年的治学中,他并未忘记乃父汤用彤“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遗风。在文化上始终抱有家国情怀。追求哲学理论系统的建构与创新。开学术史之先河,以真善美为基础构建哲学,并坚持思考,与时俱进,在不同时期提出“建立的解释学”、“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启发思考。

上世纪80年代,他撰述《郭象与魏晋玄学》、《儒学史》。又着眼于文化全局,创办“文化书院”,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扬弃。他认为,传统文化不应有中西和古今的二元对立,不能孤立盲目地提倡“国学”,而是要在全球视中寻找传统文化的新出路。他多次出国访学,因此更为重视自己的传统,“有自己文化传统,且珍惜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也因此,他将文化思考放到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学上。

2002年,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过去有《佛藏》《道藏》,一直没有儒学典籍的整体编撰。因为工程浩大,明清两代学者都有心无力。2003年,已经76岁的他成为《儒藏》工程总编纂。次年初,他任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正式启动工作。组织下有近400人,研究学者来自两岸三地华人圈,也有来自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文化圈。他表示,希望这项跨国工程的产物是可信可用、规范的传世版本,在100年内能助益于各国学者。

接手《儒藏》时,汤一介的身体情况已经很糟,十几年来抱病工作,医院进进出出。四五年前,龚鹏程曾邀汤一介夫妇去台湾讲学,手续全部办完,因汤生病而不能成行。接手《儒藏》完全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汤一介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接手了《儒藏》编撰工作小组,只要身体撑得住,他坚持每周参加《儒藏》的工作会议。

今年“五四”习近平造访北大时,曾看望汤一介了解《儒藏》编纂情况。2014年6月,汤一介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说:“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

旧邦新命:

最大遗愿是能出大哲学家

何为旧邦新命?这一提法,见于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所作的碑文,他解释说“有源远流长丰富宏大的文化,这是旧邦;一定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作并世之先进,这是新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正是汤一介一生努力方向以及未竟遗愿之所在??在新的时代如何延续文化的血脉。

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弟子杨立华告诉记者,除了《儒藏》《经学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释道三教关系史》这些具体的未竟项目,老师最大的遗愿是看到能够出现真正的大哲学家。

汤一介这一生一直谦称自己为哲学的思考者,从不以“国学大师”自居。他曾经感慨上个世纪后半叶之后,再也没有大师。只有两位学者他非常欣赏,认为称得上大师??已故的北大的费孝通先生和华师大的冯契先生。前者在晚年行事低调,提出了对有很大影响的三个思想:多元一体、文化自觉、文明共存,后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以及西方的分析哲学结合在一起,并提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性与天道”的问题。二者无疑对汤一介后来的治学启发很大。

许纪霖表示,汤一介和王元化一样,深知传统的伟大,也知道传统的糟粕在哪里,他们敬重80年代的启蒙传统,并试图推动传统走向普世的现代化道路。他还表示,学界常以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来框定汤一介,实际上把他的境界说小了。“他有大气象,心里装的是整个文明,这文明里有儒家、道家和佛家。汤一介把这些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里,是一个人类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

同时,汤一介身上又确有儒家人格“温良恭俭让”的气质。正是这种底蕴,让汤一介看到,学术思想的底线是“兼容并包”。而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兼容并包产生自由思想,进而最终促进文化“旧邦新命”、“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实现。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产生自由思想的土壤,接受的是“全盘苏化”,因而无法产生真正的大师。

汤一介毕生追求思想自由,曾说过:“我有一个想法,政治上也许可以有一个指导思想,也应该允许讨论。但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应该是百家争鸣,这样学术才会真正得到发展。因为自由是一种真正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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